后疫情時代的影視制作
歷史上，很多新技術的突破和大規模推廣，都是由某些契機推動。2020年蔓延至今的這場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或將成為推進影視制作技術升級的新契機。
疫情給全世界影視行業帶來以下幾個問題：
其一，全球各國幾乎都發布了相關旅行禁令，規定除了本國公民和居民，其他人員禁止入境。重慶影視公司這對于那些需要異地或者跨國取景拍攝的影視劇組來說，無疑造成了極大影響。
其二，各地封城和停業帶來的經濟影響，首當其沖作用于旅游業、文化娛樂業、餐飲業等聚集人流的產業。此前，全球各地電影院的休業已經造成大量影院和院線的永久性關閉：2020年，全球電影票房約100億美元，同比下降約75%；英國最大、全球第二大連鎖影院運營商“電影世界”宣布自2020年10月8日起，暫停運營其在英國和美國的影院，消息一出，公司股價應聲暴跌60%；韓國去年共有81家影院倒閉，影院關閉數量創12年來新高對于整個影視產業而言，電影院票房和由電影帶來的旅游相關收入，構成了這個龐大產業的最主要收入來源。毋庸置疑，當預期收入銳減，任何生產者都會降低成本以維持生存。
其三，疫情導致的全球經濟放緩甚至呈現負值的局面，個人收入或多或少會受影響。消費者必然會比以前更計較在影視娛樂方面的消費支出。
綜上所述，在一個不得不控制甚至壓縮生產制作成本、消費者對價格更敏感的時期，固有的制作方式受到阻礙，甚至不得不徹底擱置——這是疫情給影視行業帶來的最直接壓力。
回顧電影史，不難發現，電影的制作方式始終在技術、資金、題材類型三者之間，尋找著平衡點。譬如早期膠片的感光和儲存條件苛刻，幾乎所有的拍攝都只能在攝影棚內完成，即便是外景場景，也多是在棚內搭景完成。隨著有聲片的出現，歌舞片這一類型得以出現和發展，興盛一時。近些年，歌舞片雖已經不太多見，但如《愛樂之城》《漢密爾頓》《芝加哥》等，依舊吸人眼球。
疫情之下，對于電影行業面臨的取景困難、資金壓縮、重慶影視制作觀眾卻并未降低審美要求的難題，虛擬場景拍攝（Virtual Sets）這一并不算新的技術，很有可能提供綜合解決方案。
簡單來說，經過實踐并取得極佳完成效果的虛擬拍攝技術，是在一圈LED屏包圍下（連天花板也是LED屏）的攝影棚內進行拍攝的方法。LED屏可以根據劇情投放所需場景，無論是實景拍攝后播放的場景，還是以3D建模等數字技術方式制作的虛擬場景。
虛擬場景拍攝在攝影棚內完成，克服了疫情下無法遠行異地的障礙，且棚內拍攝不受天氣、天光、季節變化等因素影響。與此同時，由LED屏幕播放場景畫面，不似過去的棚內搭景配合綠幕的方式，大大節約了轉景、換機位等時間，降低了誤差率，后期大量的擦除、修正工作的時間也隨之減少。
虛擬拍攝技術其實早在電影《阿凡達》拍攝時已開始嘗試。相比在綠幕前表演、拍攝，再進行場景和演員表演的合成，虛擬拍攝技術的場景環境讓演員身臨其境，更易呈現良好的表演狀態；對于制作團隊而言，直觀地看到接近完成片的效果，有助于先期發現問題及時補救，不必等到后期合成時才發現問題，那時或為時已晚，或耗資巨大。
如果這一拍攝方式得以普及，除了時間上更高效、降低遠行成本和風險、重慶3D動畫公司對場景的想象力具有更大創作空間。上天入地抑或鉆進原始叢林等實拍難以實現的場景，也都更具可執行性。就劇組的人工配置而言，美術置景部門也會相應減少。避開了天氣和交通因素，制片組最難以控制的風險也小了許多。
令人欣喜的是，對這項技術有一定掌握的國內特效公司已有數家（如浙江博采）。對于這種通過場景積累建立數據庫的制作模式而言，越多越早地采納和積累場景數據，對于整個產業的便捷使用就越為有利。
如同當年有聲片的出現，重慶VR公司導致了部分默片明星的消失，新制作技術也對影視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需要攝影、導演、視效和聲音部門進行必要的調整和適應。
總而言之，疫情沖擊下，是主動尋求出路還是消極等待？能否以戰術調整解決戰略問題？成為后疫情時代影視制作者迫切需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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